来源： 新京报
宁波市的社区直选、选聘分离等尝试，所遵循的同样是以大多数义工代替专职社工、以居民自治为主代替行政管理为主、以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模式代替“大政府、小社会”模式的社区自治道路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单纯看户籍的传统习惯。
截至2007年年底，宁波市所有的城市社区居委会完成了直选，成为全国首个城市社区全部实现直选的城市。有专家认为，此举不但促进了城市基层民主的扩大，而且创新了社区管理模式，规范了城市社区选举程序，对全国有良好的借鉴作用。（1月27日《民主与法制时报》）
事实上，在社区层面推行社区居民自治，实行选聘分离、义工为主的管理模式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。
就在1月26日晚，笔者所居住的大温哥华郊区一个社区召开社区全体代表大会，议题包括是否更换物业公司、停车场赢利的用途、是否允许公寓阳台封闭和社区委员会改选办法等。这些议题都是一周前书面分发到每家每户，以一户一票的方式表决的，而负责日常管理的社区委员会、负责款项出入和用度监督的社区董事会，以及负责给社区委员会提供建议的社区特别顾问，则是这些议题的拟订者。他们都系居民选举产生的义工，不但负责组织这类表决、讨论，还实际担负大量繁琐的日常社区管理事务。这就是一些发达国家通行的社区自治体制。
在这种体制下，各城市自行拟订符合本地实际的社区自治办法，而各社区的日常管理工作，则完全交给这些由社区自行推举产生、不脱产、不占编制的组织及其义务人员管理，所有这些为社区服务的组织，都是非政府、非赢利性质。在这种体制下，政府行政主要承担制度和法规制订者、仲裁者和协调者的角色。
这种模式最大的好处，首先是提高了社区服务的效率。由于所有社区服务人员都是由社区居民推选、乐意为本社区服务的义工，他们一方面有强烈的社区归属感和服务意识，另一方面也对社区的特点、需要和不足知根知底，工作、服务也能做到有的放矢。由于行政部门不直接参与社区内部管理，而只是间接参与指导和服务，避免了不必要的内耗。
其次，也降低了政府行政成本。由于社区自治，政府可以仅在社区一级配置最低标准的专职社工，并将社区行政拨款大大降低，而不必担心社区功能弱化。这样就可确保宝贵的行政人力、财力投入到更急需的领域。坦桑尼亚原本实行由政府对社区基层组织和服务大包大揽的办法，导致行政开支浩大，社区服务效率欠佳。近年来他们推行了社区自治改革，让大量社区义工和非政府组织替代专职社工，结果非但费用大减，社区的功能也更趋完善。
宁波市的社区直选、选聘分离等尝试，所遵循的同样是以大多数义工代替专职社工、以居民自治为主代替行政管理为主、以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模式代替“大政府、小社会”模式的社区自治道路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单纯看户籍的传统习惯，而把在本社区务工和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员也列入候选人行列。这些努力同样收到了提高社区服务效率、减少政府行政支出的预期作用。
在中国，类似宁波形式或符合各地特色其他形式的公民自治，应该越来越多、越来越普遍地出现在全国众多地方。因为公民自治是社会进步的需要，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。所以，宁波市的尝试，值得引发全国性的思考与借鉴。
□陶短房（旅加学者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