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九器：拯救业委会 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

从区域角度看，中国式发展是以城市化建设为重要基础之一的；从改革历程看，利益的分配、博弈已经成为改革与发展的核心内容。新兴行业——— 物业和新兴阶层——— 业主，成为城市化建设和改革的一个交汇点，也成为城市管理、社区自治、公民社会、服务型政府的一个交汇点，而两者之间的利益分配、协调发展，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乃至经济问题、政治问题。因此，国家层面的“物业管理”制度应运而生。

但是，从旧的“物业管理条例”诞生到新的“物业管理条例”重生，城市物管业中两大主体——— 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——— 矛盾却愈演愈烈，近年来屡屡发生各类物业公司与业主间的暴力事件、群体事件。这固然有业主阶层法律意识、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物业监管方面的漏洞，但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因素正是业主委员会的“难产”。作为物管业的“宪法”，“物业管理条例”无疑将利益双方的责权利进行了合理的规制，但实际上，作为代表业主阶层利益、履行权力授予义务的业委会，却由于各种现实困难在绝大多数社区中并未成立，此问题不仅使“物业管理条例”在很大程度上大打折扣，更因为缺乏合理合法的交流途径、沟通渠道，导致各类物业矛盾呈现分散化、暴力化和频繁化态势。

“万强艺术家”小区的业委会筹备之路，其间的艰难恰恰是中国城市社区业委会成立之路的缩影。一部法律或法规，固然能填补制度的空白，给利益各方筑造一条可操作的规范之路，但历史与现实经验表明，一个法律文本不可能让一切万事大吉，尤其在事关公共利益、群体利益方面，还需要公权力的服务。物业管理条例尽管从原则上赋予业主诸多权利，可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仍显模糊，比如在业委会的建立过程中，多管理少服务。在物业领域，物业公司一般利益一致、组织有力、社会能力强，相对强势；而分散的业主由于意见、利益、精力等诸多方面差异，相对弱势。在公民社会发育不完全、法律权利意识层次不齐、组织协调能力有限的情况下，弱势的业主在成立业委会的过程中，有时甚至一个图章、一次失误，就足以让业委会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。正是此般现实背景，才出现“制度出台多年，业委会迟迟难建”的尴尬现状，而利益博弈双方力量悬殊、合理交流渠道缺失，导致矛盾冲突此起彼伏。

此种现实下，需要公权力及时站出来，在利益博弈平台上发挥适当的服务功能，从而使物业双方在一种地位对等、力量相当、方式合法的基础上理性博弈。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这方面的严峻现状和问题，开始了具有针对性的改革创新。北京市就研究制定了《北京市住宅区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》，规定街道、乡（镇）负责对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的成立、运作及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；深圳市制定了《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》，规定街道办要负责组织协调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和日常工作。

物业发展初期，在利益双方力量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，政府有必要在法律框架内设置相关部门和人员，适当“扶助弱者”，使城市物业管理进入一种和谐发展的轨道。“左宏炜悲剧”，已经以鲜血和生命昭示了城市物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瓶颈:拯救业委会，还物业管理条例实效，政府义不容辞。